《牛蛙》是一部荒誕而殘酷的小說。
它帶有強烈的電影感。荒謬，灰暗，困乏，令人想起《大象席地而坐》。
硬是要歸類的話，它有一點公路電影的氣息，也不妨說成是成長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甚至魔幻寫實也行。
因為這一點都不重要。
胡波安排敘事主角在故事裏所做的事情，也許根本沒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做成與否，對敘事者這個角色的一生並不會帶來任何實質上的改變或好處。
然而，人活著必須要有目的嗎？會不會僅僅是活著，告訴自己活著，便是一件非常具吸引力的事了？
這件事情（按：指找出殺牛蛙的兇手）帶有的一股詭異的吸引力，讓我想徹底搞清楚。而這份預感，在幾個月之後才得到驗證……（頁87）
但正因為僅僅是活著，即使是無聊，痛苦或毫無用處，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對命運的抵抗。彷彿在告訴它和自己，這場比賽你沒有輸，你仍然站著。
在醫生告訴我患上抑鬱症之後，我便是這麼想的。我還沒有輸。我仍然在電腦前打字。
讀完《牛蛙》，我試圖去理解胡波為什麼在完成《大象席地而坐》後選擇自縊。可能我認為他自縊是一種承認落敗的行為，或者是，他才是勝利的那一方，因為他早一步得到解脫。我不知道，於是打算以這篇文章釐清自己一些想像和看法。
虛無具有莫名的吸引力
我並不想在此指控任何東西，包含制度、社會、演算法，或人本身。
我想指控的是我自己。
因為某種可憐的原因，我仍然選擇相信自己沒有落敗，而事實上，善意已近乎消耗殆盡。
去創造一些什麼吧？可是，或多或少，你我都心知肚明，所謂創造，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虛張聲勢，包括這篇評論。
太陽比它自己還要猛烈，試問，你能夠創造些什麼可笑的事物出來呢？
唯一能繼續無意識地行動著的，便是如敘事者所說：
阻止自殺的也許是虛無本身。虛無是站在路口，此路口有很多條通向各個方向的道路，每條都看不到盡頭，周圍也什麼都沒有，並非是走向那些無盡頭的過程，而是此時所在的這個位置，看起來還有諸多可能，甚至每一個區別都很大，但都不如站在這兒好。這裏又好像是某個事物中心的位置。假如在這樣一個位置，我去張翰的旅館裏把枕頭下的那把槍掏出來，朝著任何一個方向開一槍，只要我還等在這裏，一年，兩年，人生的某個階段裏，那顆子彈必定會從我背後的方向飛行而來，如大鵬展翅，如一粒降落的果殼，然後穿過我的後腦勺。屆時只需要等候在原地就可以了。在等待那顆子彈的過程中，一年，兩年，在不確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也許會完成某件事。（頁39-40）
我在想，敘事者所說的「還有諸多可能」中的其中一個可能，會不會是比虛無更深邃，忐忑，無處可去，朝哪一個方向去似乎都一樣，沒有任何現成意義的絕望？
連那一顆子彈都不存在的無盡空虛。
世界行將毀滅，再多的善都無法掩蓋太陽和它的膨脹，以至於緊接而來的極夜。
然而，我偏向選擇相信，胡波對自己所曾面臨的難關是有備而來的。
於是他用虛構的小說建築心中的末日圖景，再在灰色的電影裏把想像圖變成現實景觀，好讓自己在墜落的時候有可供追憶的夢。
胡波的掙扎與自我對話
故事的大意是，生意失敗的敘事者我從外地回到家鄉後，無意中知道了表姐陳嫣被城裏的權貴張喬生安排嫁給一隻牛蛙，及後牛蛙被人殺死了，敘事者我在找出兇手的過程中發現了張喬生有一個想要用糞便淹沒整個城市的計劃，小說就在一連串荒誕的情節中發展。
在書的216-7頁，敘事者我和王沛（故事裏一個天真而具智慧的女子，疑似是敘事者我的曖昧對象）有一段倫理學式的哲學對話，我認為相當精彩，值得抄錄如下：
她說：「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從某個時刻開始，就覺得這個世界糟糕透了。那麼，我究竟是在抵抗世界，還是抵抗無力的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認為世界侵占了自己，那麼罪惡就來了，做罪惡的事只是缺乏契機。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用惡意替代了。道德建立在對自身的衡量上，不認為是外界的侵犯，而是自我的約束來順從另一種規律。你不是一個道德的人，也不屬於罪惡的人，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樣，在中間搖擺不定。」
「這大部分人，只是缺乏一個情境，在這個情境下，所有人都會歸屬到罪惡的一邊。」我說。
「你說的只是一種趨勢，並不是全部，人的情感複雜得要命，並不完全受情境控制。你想說的是，人在受侵占的情況下，會渾身都是冒犯的念頭，對嗎？」她說。
「差不多。」
「所以這種情況下，罪惡就不再是罪惡，而是世界規律的一部分。這是不對的。這種情況下，罪惡就有了一個借口，就是生命的延續，但人可以選擇另一種抵抗，以生命的尊嚴為核心的抵抗，是對自身的。說到底，延續生命這回事，對個體的意義真的有那麼大？」
「也許都談不上意義。我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在問自己在做什麼，其實只要不考慮這個問題，行動就是當下的意義，即使我思考了，並且有了一個答案，就真的算是有價值了？根本不可能。」我說。
「你有答案了嗎？」
「沒有。」
「沒有答案，就不能對結果下定義。」她說。
我說：「那我有了一個答案，就是我根本不如一塊石頭，不管是站在石頭的角度，還是我的角度。它的存在一樣充滿波折，但我會在波折裏迅速消失，它的意義在於它還在這裏，但我已經消失了，答案就是這個。」
如果我們把性格背景與人物對白的關係看得淡一點，王沛的這段思辯，其實也是敘事者我（胡波）內心對命運、社會、人性等等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的辯論。
一方面，敘事者認為，人性是惡，只要情境許可，人必定會行惡（包括欺壓和殺戮），因為那是存在的條件。
用敘事者的話來說，便是：
罪惡是一種本能，跟侵占一樣。世界運行的動力就是侵占，死亡侵占生，生侵占死亡。在這個原動力下有了食物鏈，階級，這些規則侵占每個個體，說是衍生出罪惡，其實這是最自發的。惡意就是在不需要侵占的生活裏，發洩這種本能。（頁215）
因此，當一般人缺乏殺戮的決心和勇氣時，欺壓便成了唯一可行的手段。
小說裏的社會充斥各式各樣的欺壓，人對人的，制度對人的，人對動物的。而欺壓的一方在過程中驗證了存在的欲，得到方便和快感。為了維持這種感受，欺壓不能停下，否則危險的運行法則有可能會反噬你。
所以我們讀到，敘事者對張喬生有一種近乎無可救藥的崇拜。因為在這一套法則裏，張喬生堪稱是食物鏈最頂端的一批人。作為城鎮的大企業家（又名特權階級），張以欺壓百姓甚至自己的兒子張翰為樂，比如說，他多年來故意讓下水道口的井蓋破損不維修，就是希望有小孩，野狗或行人騎腳踏車經過時掉下去。
小說的中段，敘事者在張喬生面前以一段向偶像般告白的話，獻上了自己二十年的自尊來作為諂媚的禮物。而弱者膜拜強者通常有兩個結果，一：追隨他；二：取代他。
在敘事者揭開殺死牛蛙的真相前，他對著臥病在床的張喬生說：
即使到現在，我也為你的行為著迷不已。對這麼一件荒誕事情的答案根本不能支撐我一直調查下去，在我眼裏，你代表著世界真相一般的神秘，所以當我聽到你已經住在醫院的時候，心裏極其難過。（頁239）
敘事者著迷於張的行為，對他來說，張竟是世界的真相，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在弱者—強者的等級裏，敘事者選擇了追隨，如同信徒一般贊美著神，這同時是一套讓他自己完整，甚至得以安身立命的儀式。
但更重要的是，或者說，我們應該要追問的是，胡波自己是怎麼想的？他是怎麼理解張喬生的？
這就關乎到上述辯論的另一面向。我們得先了解這兩種趨向，才有辦法更接近胡波心目中的張喬生，乃至是胡波自己。
徘徊—認識—消解—成就：渴望自由的藝術家
在認定人性是惡的另一面，胡波設計了王沛這個單純而世故的角色（我甚至認為她是敘事者的另一個我）來闡釋更多。
王沛沒有全盤否定敘事者的話語，她透過一連串的提問，從一個側面思考當中會不會有另一種可能存在的世界法則。
王沛說「道德建立在對自身的衡量上」，難免使人聯想起老儒家說的「君子求諸己」、「仁者安仁」。
顯然，孔孟提倡的教育和修行在當代更像是一種商品，而不是本心。所以王沛說，「人可以選擇另一種抵抗，以生命的尊嚴為核心的抵抗」，其實有點軟弱無力。
她自己也說了，「延續生命這回事，對個體的意義真的有那麼大？」對生存的懷疑令我們可以想見，不論是胡波，敘事者和王沛，他們的世界都是灰暗絕望的。
我時常警惕自己不要戴著批判的眼鏡看世界。可是，我始終找不到擁護兩字的寫法。人們說，沒有人喜歡聽牢騷，說我得圓滑將就妥協。
我接受。
只是，有什麼辦法，可以理性地說服自己，那些作惡的人終究會受到任何現實意義上的懲罰？而受欺壓的人，則可以完全地康復，以至於完整地拾回失去的尊嚴？
抑或是我這樣子想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胡波的答案也許是創作和藝術，於是在小說裏，利用王沛來建構起一個流動的意義與價值的狀態。這個狀態，我願意視之為「臨時的自由」，或是藝術本身。
當人進入到藝術裏，在藝術裏認清現實，那麼，對於胡波來說，人便有機會在這種臨時自由的狀態裏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離自由更近一點。
在敘事者說自己不如一塊石頭後，王沛問那又怎麼樣呢？
敘事者不置可否。接著王沛說：
下意識地判斷周圍事物都是不可救藥的，毫不自知的，而自己清醒地知道自身毫無價值這一點，也就高於周圍。活著的動力就是這一點點自知，隨時隨地都可以借此讓自己自由，只因為知道了這一點點事情。（頁218）
有趣的是，我們在趙乃夫，李寧，甚至陳嫣身上，多少都發現了這一種自知。
趙乃夫是敘事者的大學同學，他的口頭禪是：「人要全力以赴地活著」，他努力刻苦，對未來充滿憧憬，所以他罵敘事主角：
是你沒有長進，所有人都向前活著，只有你，不看前面，也不看後面，停在原地樂在其中。（頁93）
敘事者反駁要打趙，趙接著說：「這世上沒有僥倖，都是確定的，未知也是確定。」（頁94）這於我而言，也是王沛說的自知。趙的自知是，他樂觀，他相信奮鬥會有好結果（沒有僥倖），所以趙乃夫甘心處在這種狀態裏努力，期待屬於他的「確定時刻」到臨，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趙是自由的。
李寧曾當過一年的暗訪記者，寫過關於傳銷和賣血的報導。後來得了抑鬱症，轉去報娛樂八卦。
他受敘事者委託寫一篇關於牛蛙婚禮以及關於張家的事的報導，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迴響。他困惑於這篇荒謬的報導，說：
大部分新聞，都是一幫狗崽子，帶著獵奇心去採訪的。做我們這行的心裏都是臭大糞，每當別人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就像狗一樣湊過來，其實非常麻木，然後裝作一副關心的樣子，別人的遭遇除了讓他換來一篇稿子外什麼都算不上。（頁187）
敘事者指李寧可以回去做暗訪，李寧悲憤地道出，在目睹一個被孩子棄顧，要獨力照顧有長期病患老伴的婦人在短時間失去三分之一體重的真實事件後，殘酷的社會讓他不知所措，差別在於你接不接受：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你接受就好……這都很正常，只要你接受了卑劣是人的一部分。（頁188）
與趙乃夫的積極向上不同，李寧目擊（或旁觀），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這些社會上卑劣的事件。但你不能怎麼樣，你只能接受它，然後去做另一些看起來沒那麼卑劣的八卦新聞。
這也是一種自知，他知道自身對周遭這些事件毫無辦法，既不能改變，也無法阻止，認知到自己毫無價值，所以他也在那個自由的狀態裏。
至於陳嫣，她是敘事者的表姐，十三歲那年被老師強暴，後來去了美國結婚，輾轉又離婚，回到了家鄉做起導遊，在一個場合裏遇上張喬生的兒子張翰。
張喬生不允許張翰娶陳嫣，遂毫無理由的安排她嫁給一隻牛蛙，為此，敘事者不解，問陳嫣為什麼不覺得羞恥之類。陳嫣說：
自從想到以後自己的丈夫是一隻牛蛙，我睡得再好不過，再也沒有做過焦慮的夢，沒有躺到天亮也睡不著還要起來上班，想著天啊要死了。怎麼跟你說呢，它讓你覺得生活簡單了，不再需要去處理複雜的問題。……不需要交流，不需要互相咒罵，不需要算計和衡量。一想到還有這種簡單的活法我就幸福得不得了。（頁75-6）
大概嫁給牛蛙對她而言是種心理和生理上的解脫。在這一點上，她認為日後不需要與人交流是件好事，於我而言亦是一份自知，於是，陳嫣也是自由的。
換句話說，假如我們把人安放在操場上的兩個大格子裏，在其中一格我們會看到敘事者，屬於悲觀，憤世，批判性；而在另一格，則有王沛、趙乃夫、李寧、陳嫣這一類人，單純，世故，順從的。
胡波呢？他會在哪一格？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想一想張喬生會在哪一格。
我的意思是，是否只要放下批判、嘮叨、抱怨，然後奮發向上或躺平，對不合理不公平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徹底把自我消解，遵循一些莫名的法則，我則可以安穩地活著，過程中生活不會受騷擾，情緒不會受撩撥，生命不會受威脅，然後默默地度過這一生？
又或是像胡波一樣，拿起筆和導演椅，為了一些微妙的感覺去創造藝術，便可以獲得一些簡單的自由？但是創作有自由嗎？甚至最根本的，言論有自由嗎？
王沛說的「活著的動力就是這一點點自知，隨時隨地都可以借此讓自己自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境界？
我沒有答案。如果有，或許我會不會患上抑鬱症亦未可知。
可是我覺得，胡波應該是知道答案，然而他不接受，所以他失去了活著的動力，遂選擇了解決自己。
保護僅剩的善意
在小說的最後階段，張喬生病重，而敘事者在查找兇手的過程中，同時發現了張喬生計劃已久的糞便大洪水計劃——多年來張喬生一直以環保工程為名，實則改造地下水道和糞渠，要令地下的糞便一舉湧出，淹沒整個城鎮。
但是張翰沒有要讓他父親的計劃如期進行，反之，他只要錢，所以他與建商合作蓋房子，準備打造一個新城鎮讓外來人遷入。問題是，該處本來是污水處理廠和垃圾回收場，環境根本不適合人類居住。
這讓敘事者感到張翰比他父親更惡劣。
也就是說，在弱者—強者的等級裏，張翰作為弱者（兒子）所選擇的是取代強者（父親）的位置（伊底帕斯情結？），這使得作為追隨者的敘事者相當不滿，因而插手阻撓。
敘事者一邊把消息告知李寧，使他獲得一份具有理想新聞價值的材料，曝光不宜居住的事實；與此同時與槍販八子合作，炮製了一場炸彈事件，前後夾擊張翰的發展計劃。
故事尾聲，胡波安排張喬生在斷氣前，告訴敘事者一個他最近一直做的夢。
那是個關於土豆的夢。在夢裏，張喬生在冰天雪地帶著三名孩子四處尋覓土豆求生存，其中包括了只有六七歲的小張翰。一天，小張翰不滿只有土豆可以吃，遂帶著「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倒好」的決心外出找食物，最終他找到了泡麵，驅使張喬生弄了一個雪橇車，帶著三個孩子往外闖。
說完夢境，敘事者和王沛站在醫院病房的窗前，看著樓下街道上的井蓋一個又一個的被頂開，糞便流隨即四瀉淹滿，人群亂竄走避。
小說於此結束。
這個夢被張喬生說成是「一生最為美好的部分」。如果，佛洛依德說的「夢是願望的達成」不是鬼話，那麼我們似乎可以說，張喬生其實心疼著兒子張翰，甚至是本來的媳婦陳嫣。
然而更有趣的是，在後記，胡波剖白其實這場夢境是他自己所曾做過的，並決定以此夢作為故事的結尾。那麼，張喬生的願望會不會很有可能，同時也是胡波的願望？
敘事者千方百計要確保張喬生的糞便計劃得以成功，是不是一種胡波對所珍視的事物的投射，想要極力保護之？
於是我想假定，胡波其實在《牛蛙》的每一個角色裏都加了自己的元素，意思是，每一個角色幾乎都是胡波自己。（廖偉棠有過類似的說法，他說「所有角色都是胡遷「彆扭」人格的分身」）
我所說的不是什麼多重人格或精神分裂之類的症狀，而是一個創作者，利用適當的技藝，隱藏與展示自我，並以藝術化文學化的手法完成一部作品來表達，抒發以及成就自己。
也可以說，透過創作這些角色，一個完整的胡波才得以拼湊起來，成為一個立體的人。
在敘事者身上，我看到了胡波的頹廢，以及對世界的恨意，儘管他一概否認。
另一方面，在王沛身上我則看到了離光芒不遠的胡波。與敘事者一樣，王沛依舊在質疑世界，但是她比較善良，因為她似乎知道出路在何處。
李寧則是胡波的正義之所在。暗地調查，揭露黑暗，公開報導，如同創作者，私下蘊釀，技藝淬煉，然後出版及放映。
至於趙乃夫，他的那套「人要全力以赴地活著」的價值觀，恰巧反映在胡波重考三次才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的毅力上。
與正面的趙相反，負面的胡波除了落在敘事者身上，也更多地透過陳嫣展示。基本上，她就是放棄自己，沒有靈魂的軀殼而已。
而張氏父子，很可能才是胡波身體裏最核心的基因。一面用力建設自己的樂園，一面迎合大眾擁抱主流。
最後，我想引用一段敘事者如何看待張喬生糞便計劃的企圖，來結束本文的討論。
敘事者始終認為，張喬生是個天才：
他用一個符號化的行為，來徹底洗滌這個地方，他了解物極必反的真理，當走到污濁的最底端，光明與美好便會到來，最善意的溫暖會彌散在空氣中，每個生命的終極祈禱將散發著最芬芳的味道彌漫在每一寸土地上。（頁266）
我不認為這是反諷語言，因為這不符合敘事者的人物性格。我相信，由敘事者乃至胡波，對於張喬生都是持有敬畏的態度。胡波欣賞這麼一個具有魄力，視野，行動力，內心溫暖，願意帶著兒子闖蕩求生的張喬生。他並渴望，自己也同樣具有這樣一種善意。
這是一篇自我安慰的文字
據後記，寫完《牛蛙》，休息了兩個月，胡波才開始寫《大象席地而坐》的劇本。那是2015年。
需要強調的是，我並沒有暗示，也的確不認為，在寫作《牛蛙》階段的胡波已有自殺的傾向。我純粹試圖透過文本重塑一個讀者（我）心目中的胡波。事實上，據現有資料和報導來看，胡波是在製作《大象席地而坐》的過程間以及後續的糾紛時，才出現非正常心理狀態的症狀。寫作《牛蛙》，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上而言，我看不出作者有自殺的可能。
特別是，自我患上抑鬱症後，世界於我而言又更灰暗了一些。有時，還真想一了百了。反正，沒有人從死亡那邊回來告訴過人們那邊的狀況。我們對於死亡的恐懼，只是一種自私的想像而已。那不如我親自去看一看。或許胡波在那一邊很快活？
然而，當我看到身邊的朋友，妻子，以及像王沛，趙乃夫，李寧等人物，又會讓我覺得生命仍然有一點一絲的趣味。不，應該說不是趣味，而是如同文首所引，敘事者在找出殺牛蛙的兇手時所感受到的「一股詭異的吸引力，讓我想徹底搞清楚」的求知欲或虛無吧。
我想知道，並且搞懂，他們是怎麼活的，他們用了什麼方法去面對這個莫名其妙的世界。更重要的可能是，找到一套適合自己的應對方案。
而文學，或寫作，算是我迄今為止最在意的事情，於是透過《牛蛙》，我想把一些想法以評論的方式記錄下來，希望能在某一個時點上獲得一些答案。同時也想證明給自己看，我仍然想寫，不管寫得多壞。
也許到那一天，我可以放下壓抑，放下堅持，放下對藝術的崇拜。不在乎矛盾，不抗拒不公，如此這般，都無所謂。
胡波著：《牛蛙》（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7）